馬致遠（約1250-1321），號東籬，元代戲曲、散曲作家，大都(今北京)人。

馬致遠一生從事雜劇創(chuàng)作，負有盛名。《漢宮秋》是馬致遠的代表作，敷演王昭君出塞和親故事。《漢宮秋》不拘泥于史實，在前人創(chuàng)作的基礎上進行了創(chuàng)造。首先，劇本把故事發(fā)生的歷史背景改為匈奴強盛，昭君出塞是在脅迫下進行的，從而突出了王昭君對祖國深沉的感情;第二，將畫工毛延壽的身份改為中大夫，索賄未成，將昭君的畫圖獻給單于，唆使匈奴攻漢，成為被譴責的主要對象;第三，王昭君未入匈奴便投河自殺,這樣，昭君故事便被賦予了新的主題。這是元代初期，金、宋相繼滅亡后民族情緒的曲折反映，在當時具有一定現(xiàn)實意義?！稘h宮秋》的主角是漢元帝,作品通過他對文武大臣的譴責和自我嘆息來剖析這次事件,作為一國之主，他連自己的妃子也不能保護，以致演成一幕生離死別的悲劇,劇中借漢元帝之口，斥責不能保衛(wèi)國家的文臣武將:“太平時賣你宰相功勞，有事處把俺佳人遞流。你們乾請了皇家俸，著甚的分破帝王憂”,從當時的現(xiàn)實來看，正是對金、宋亡國之臣的批判。在描繪漢元帝對王昭君的思念中，滲入了對國家命運的關注，流露了深沉的憂傷情緒。特別是作品第 4折描寫昭君去后，漢元帝聽到大雁悲鳴，倍增傷感，在反復吟嘆中抒發(fā)了他的滿腔愁緒,這與白樸《梧桐雨》第 4折的情調(diào)和手法頗為相近，都是借歷史上的興亡聚散抒寫作者情懷，但又各具特點，傳為絕唱。

馬致遠的《薦福碑》寫書生張鎬窮途落魄，寄居薦福寺中。廟寺碑為顏真卿手書，本可拓印后賣錢，作為進京的川資，不想又被暴雷擊碎。這就叫“半夜雷轟薦福碑”。劇本取材于宋僧惠洪《冷齋夜話》，借題發(fā)揮了元代儒生抑郁不平之氣，也宣揚了窮通得失皆由天命的思想?！肚嗌罍I》借白居易的詩篇《琵琶行》，描寫白居易與妓女裴興奴的愛情故事，穿插了由于商人干預而造成的糾葛。這樣的戲劇沖突在元雜劇中較為多見。這兩部劇本分別通過主人公的不幸遭遇，對現(xiàn)實社會有所抨擊，同時流露出懷才不遇的思想感情?！饵S粱夢》、《岳陽樓》、《任風子》都是演述全真教的度脫故事，分別寫漢鐘離在邯鄲路上度脫呂洞賓，呂洞賓在岳陽樓度脫柳樹精，馬丹陽在甘河鎮(zhèn)度脫屠夫任風子，最后都成正果?！蛾悡桓吲P》是敘寫隱士陳摶不受功名利祿和美色誘惑的故事。陳摶也是全真教尊奉的仙人。全真教初起于北宋末年，盛行于金、元，是道教的一個支系，并吸收了佛教經(jīng)典和儒家學說，倡導“以識心見性，除情去欲，忍恥含垢，苦己利人為之宗”(元李道謙《甘水仙源錄》)。反映了當時部分知識分子隱身避世的一個歸宿。馬致遠神仙道化劇的思想傾向與全真教教旨相當合拍。他主張?zhí)颖墁F(xiàn)實，提倡修道登仙，自然是消極和荒謬的，但他對當時不公正的社會現(xiàn)實的暴露和譴責則有其合理的成分，也是不可忽視的。

馬致遠諸劇貫串著對現(xiàn)實的批判精神。如《漢宮秋》中對文武百官的譴責：“全不見守玉關征西將”，“枉養(yǎng)著那邊庭上鐵衣郎”，指斥他們不過是一些“忘恩咬主賊禽獸”;《薦福碑》則揭露當時的社會是：“這壁攔住賢路，那壁又擋住仕途，如今這越聰明越受聰明苦，越癡呆越享了癡呆福，越糊涂越有了糊涂富，則這有銀的陶令不休官，無錢的子張學干祿”;《黃粱夢》抨擊了當時險惡的世風:“如今人宜假不宜真，則敬衣衫不敬人。”馬致遠在作品里所贊頌的是一些儒生、道士與隱者。

馬致遠的思想在元代文人中是有代表性的，對于后世也有影響。他對是非不分、賢愚不辨的社會現(xiàn)象感到憤慨，乃至陷于絕望的境地，于是便企圖從修真養(yǎng)性、隱居樂道中尋找精神寄托。他的消極情緒是很明顯的，但在悲涼的思緒中，回蕩著難以遏制的激憤，這就給他的作品帶來豪放的氣勢。馬致遠的藝術才能，在元、明時得到很高的評價,周德清《中原音韻》中“關、馬、鄭、白”并提。

馬致遠語言藝術的成就尤為突出，擅長悲劇性抒情，情調(diào)凄涼、悲憤，曲詞典雅清麗,成為元雜劇中的一個獨具特色的著名作家,他的散曲在元代前期作家中成就很高，向為后世所推崇。